大学如何涵养学气
与以往一样，李培根最后的离任演讲同样引起了社会的关注，他坦陈有许多“遗憾”，但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校园里“官气太重”。
官气太重有辱大学“斯文”
在结束长达九年的校长职务之际，道出了自己曾经想说但未曾来得及说的“心里话”，李培根显然是动了心思的。微妙的时机，逼真的声音，隐隐地指向我们时代的教育疼痛。
一个弘扬文化与道义的地方，却在不断地制造着自己并不擅长的“官文化”，多少让人唏嘘不已。倘若一所大学的校长书记喜好书法，接下来许多下属院系和处室的领导办公室里，也多了笔墨纸砚，他们也开始学着舞文弄墨。类似这样极具仪式化的“献媚”细节在大学校园里并不鲜见，而且裂变出各种奇怪的图景。李培根校长是局内人，也是明眼人，难怪他会说“有的人风骨全无，媚态几许”。
当大学的“官气”太重，大学便衍生了许多新的“游戏规则”。大学管理到底是行政权力说了算，还是学术权力说了算，二者似乎总是暧昧地纠缠在一起。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理应代表教授声音，但目前“局面”基本被院长把持。诚然，院长的学术能力不容质疑，但这种不成文的“安排”同时也制造了一个不成文的逻辑：要想进入学校决策层面，“当上院长”似乎是发出声音的“必经之路”。这无疑催生了学者对行政职务的“浓厚兴趣”。
许多学者通过获得行政权力来“反哺”学术声誉，这是当前中国大学奇怪而又逼真的“文化”写照。学者一旦成名，往往会本能地在行政职务上谋个“一官半职”，而那些流传甚广的“江湖恩怨”大多与此有关。我们当然可以批评他们缺失了学者应有的高贵和斯文，但制度设计层面的行政化管理生态更是难逃其责。许多大学的引进人才“待遇”便是给其行政职务，这无形中助长了大学治学的傲慢姿态和浮躁之风。
在由行政权力“做主”的游戏漩涡中，往往会引发一系列令人心寒的人才流失问题。“官气”跟一个地区的观念状况和经济程度有关。许多学者“孔雀东南飞”，有人是为了圆自己的学术理想，有人“说走就走”还不是因为官场“失意”?
大学是重铸人文信仰之地，这里毕竟有其不同于“官场”的足够理由。一个官僚之风“浓厚”的大学，难道不会潜移默化地改写学生们的认知、思维及其社会化过程?难道不会使学生在迈入社会之前就已经变得精明、世故、精于算计吗?给学生最纯真的斯文和信念以及最坚定的学术理想和批判精神，这是大学之道的一部分。然而目前“官气”太重的大学如何给出这份承诺?
争论了那么多年，是时候重提大学的“去行政化”问题了。世界一流大学都秉承以“自主办学、学术独立、教授治校、学生自治”为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。这一制度能否在中国落地生根，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。当然，除了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以外，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“捆绑”是否也应该有所“松动”?
李培根的离任演讲令人深思，希望多年以后，在下一任校长的离任演讲中，不单单是“我看到了，却无良策”之类饱含深情的歉意，而更多的是告诉世人在消灭“官气”问题上完成的一些具体的推进工作。 (刘涛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)
大学要涵养学气倒逼官气
李培根的一篇卸任演说令多少学子和学人叹息、沉思和反省。不知道在任的校长和书记们有何感想，在我看来，他是在感慨自己犹如“壮志未酬三尺剑，故乡空隔万重山”的遗憾与无奈。
在他的演讲中，广受人们关注的遗憾与无奈之一是他为没能做到而感到惭愧的“希望在我们的校园里充满学气，有简单的文化”。在他看来，“在这个校园里还是多了一些官气，少了一些学气”。其实，这不是哪一所大学存在的现象，而是我国大学的通病。他本大可不必因此而感到惭愧，但他却为此耿耿于怀，于那么庄严、隆重的时刻袒露心声，足可见他对学气的看重。
重官气、轻学气，在我国大学里由来已久。师生员工以官为上，以为官为荣，以升官为幸，以识官为傲，以孝官为乐，以获官宠为机遇，以遭官责为险遇。教职工竞逐科长、处长之职位，处长、部长则削尖脑袋谋取书记、校长职位之空缺。科研成果以得到官员肯定为荣耀，学术会议以获邀官员光临为有品位。有官职就有权威，为官就能发号施令。遇官则柔，为官则刚，官大一级便“真理”在手，指点江山，教授只能俯首听命，学生只能任凭摆布。大学之沉疴既久，对办学的影响亦甚。
去官气、重学气，已是我国大学的燃眉之急。扭转行政化倾向，纯洁学术风气，回归大学逻辑，弘扬大学理想与精神，既是大学的需要，又是国家的需要。重官气之风表现在大学，根源在社会文化和体制。我国大学徒有法人之名，却无法人之实，所以，去官气首先需要解决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问题，使大学回归学术组织。改革国家对大学的集权管理体制，政府只宏观管理教育和科研事业，不管具体的大学，不赋予大学行政级别，不任命大学行政官员，建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和谐治理机制，为去官气、重学气创造适宜的外部条件。
去官气、重学气，大学并非不能有所作为。大学重官则官气越重，重学则学气日隆。大学重官与否，首在书记和校长。他们不看重自己的官位，不恣意用权和弄权，则大学的官气式微，学气愈浓。建设现代大学制度，制定大学章程，就是要将大学的官位和官权关进制度的笼子，约束和规范为官者的擅权专断，将官权的影响限定在适当的范围。建立学术委员会制度，就是要增强教授的话语权，使学术价值和学术标准主导大学办学，使大学理想和精神注入大学的脊髓，成为大学的命脉。套用苏轼的一句名言，就是使大学“腹有学术气自华”。
这样看来，去官气、重学气，绝不是某个人以一己之力能够实现的，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，用黄遵宪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斯文一脉比传灯，亦赖儒僧延不坠”。 (别敦荣 作者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)
根叔的“遗憾”是对中国大学价值的叩问
根叔的遗憾，当然涉及了很多领导在各种报告中都会提及的“工作中的不足”，诸如：没能把“船舶海洋”四个字写大，文科若干学科的发展没有显著变化，医科还欠缺高峰等等。用专业的语言来说，这些都属于“学科建设”的范围。学科建设，连同科研经费、科研成果以及重点基地、重点实验室等等，都是目前高校建设中的显性指标，是全国高校几乎所有的领导最为关注的。的确，这些指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高校的地位，根叔自然也不能免俗。力抓这些工作，为这些工作的不足而遗憾，也是作为一名大学校长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但根叔其他的很多遗憾，可能很多大学校长并不一定能够感知，或者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。与这些遗憾相关的问题，涉及了大学建设中的另外一翼，也就是大学精神。大学毕竟不是纯粹的技术研究所，或技工培训机构，大学应当是全社会的精神高地，社会应该能够在智慧、精神、价值等诸多层面从大学这里汲取到能量。大学又是育人的场所，培养出来的人不仅要有相应的知识和技术，也应该具备健全的人格、高尚的价值观以及美好的生活趣味。
但正如根叔的诸多遗憾所反映出来的那样，这些大学应该做的事、应该具备的价值和精神，其现实状况却并不尽如人意。物质淹没了精神，浮躁代替了冷静，功利驱赶了责任。一些大学正朝着企业化的方向急速坠落。
这是根叔的清醒之处、可贵之处，亦是可悲之处。可悲在于有心而无力，很多事情不是一个大学校长能改变的。根叔希望大学生“既要知道革命先贤辉煌而悲壮的历程，也要了解我们自己历史上的错误、丑陋、耻辱等等”。但大学历史课应该讲什么，却又不是他能决定的。根叔希望师生能够“思索人的意义、民主的意义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意义”，但或许他的苦口婆心的教诲，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。“我也曾希望我们的人格教育、公民教育不要被淹没和遮蔽，也曾想过能不能稍微改变一下。然而，作为校长的我却胆怯了。如今只能徒有遗憾了!”
根叔的对手，有高深莫测的传统意识，有日益功利化的社会，也包括他想提升和帮助的师生。当然，诸多对手当中，也包括他自己，“遗憾的是，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做出有实际意义的努力”。
但根叔毕竟看到了，说出来了，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这是他值得尊重的地方。莫以善小而不为，根叔的所言所行，正是我们的大学、我们的社会的希望所在。 (周云 作者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，来源《羊城晚报》，有删节)
来源:《中国教育报》2014-4-4
